藍色,是自由的顏色。而李銀河所做的,就是爭取這樣一種被制度和習俗剝奪過多的“人的自由”,無論這種自由,是關於性,或是其他。
  從上世紀八十年代那個和王小波轟轟烈烈談戀愛的“文藝女青年”,到在學術圈被譽為“中國波伏娃”的觀念前衛的性學家,再到網絡時代在性別話題上飽受爭議的公共知識分子,李銀河經歷了公眾眼中一次又一次的身份轉換。年長一些的讀者大概更熟悉的是作為王小波遺孀的李銀河;性少數群體把李銀河奉為英雄和“帶給人間溫暖與光明”的普羅米修斯;但在社會主流性觀念和道德觀念面前,李銀河更是個冒天下之大不韙的知識分子。公共領域對學者出身的李銀河來說就像一個荒島,她所習得的“常識”一直在“挑釁”社會習俗和道德觀念,而她就像個孤軍奮戰的鬥士,被非議、被攻擊,但仍然心平氣和地守護著她的戰地,期待社會觀念的進步,期待被更多人所理解。
  性權利
  註定被指手畫腳的研究
  “性學家”是李銀河在學術界最主要的身份。她早年在美國取得社會學博士,歸國後師從費孝通,成為了中國第一個文科博士後,此後便開始了她在中國研究“性別”、“婚姻”、“同性戀”之路。費孝通先生對她的學術生涯影響非常大,李銀河的《同性戀亞文化》就步上費孝通先生開創的“用人類學田野調查的研究方法研究社會學”道路。她在實地調查中分析了大量個案、描述了形形色色的個體經驗,展現出了這一群體在中國社會的文化身份。
  這部1998年出版的研究著作也開啟了中國學界把同性戀群體作為文化研究的先河,為之後近二十年中國同性戀群體爭取權益開闢出了大量空間。在李銀河、潘綏銘、張北川等性學家的推動下,社會對這個性少數群體的寬容度越來越高,同性戀在這個時代可以更驕傲地走進公眾視野,至少是年輕人的視野。中國是一個過度性壓抑的社會,“性”這件事在中國社會中以各種各樣的姿態,承擔著不同程度的污名。李銀河一直沒有停止為我們被制度和習俗剝奪過多的“性權利”疾呼,她經常引用自己的精神偶像福柯的觀點,“多元人際關係模式是未來的趨勢”,並感嘆,“我們社會中的人際模式是多麼可憐吶!”
  網絡時代又把這位學者拉到了更為廣泛的公共視域之中,李銀河跳出學術圈,在博客里的通俗化寫作使她的觀念和言論更有效地散播了出去,但也更大範圍更有力度地衝擊了公眾的價值觀。習俗就像一個痼疾,它不止傷害著被無形剝奪性權利的人們,也一直傷害著這個性權利鬥士。最令人難過的是,她難以得到那些她為之疾呼的人們的理解。多年來,李銀河對此最沮喪也最激烈的一次在博文中的表達,也不過像一句抱怨,“好心被當成驢肝肺!”
  公領域和私領域
  呼喚包容性,堅守浪漫愛
  很多人質疑,在與王小波的愛情故事里有著浪漫天性、專一而又深情的李銀河,怎麼會支持“一夜情”、“多邊戀”呢?李銀河的解釋是,這是私領域和公領域的區別。
  在八十年代,李銀河和王小波是特別前衛的文藝青年,他們一起瘋狂地看電影、讀小說,環游歐洲。結婚後,王小波已經有了侄子和侄女,李銀河也有了侄子侄女,兩人商量著,“咱倆都不能給各自家裡添新品種了,別生了”,“對,不生了”。就這樣,他們選擇了“丁克”——在那個年代前衛到令人難以置信的生活方式。可惜,這樣自由浪漫的生活只延續了二十年,王小波辭世後,李銀河的一篇《浪漫騎士·行吟詩人·自由思想者——悼小波》,曾讓無數讀者聲淚俱下。後來的十幾年裡,也經常能在李銀河的博客中看到王小波的名字,不論生離死別,王小波早已是李銀河漫長生命中的一部分了。
  而當李銀河近年來一再在博客上主張“賣淫非罪化”,當她公然為因參與“集體換偶事件”而獲“聚眾淫亂罪”的某副教授維權時,人們又追憶起了她和王小波被世人傳誦的刻骨銘心的愛情。這讓一些公眾面對她對性自由的觀念“痛心疾首”,甚至問出“李銀河對得起王小波嗎”這樣的問題。李銀河對這樣的問題總是哭笑不得,她曾經回應說,“王小波如果活到現在,立場肯定和我一樣,只不過他表達的方式會更幽默。”
  混淆公領域和私領域,似乎是很多公眾的邏輯。在公共領域內,李銀河在種種性話題上“驚世駭俗”的發聲,事實上只指向了兩個字:權利。捍衛不同群體或個體做某件事的權利,推動一個更包容的、能接受多元關係與不同價值的社會,一直被李銀河視為自己作為一名知識分子的責任。她認為自己有責任為不相干的人發聲,為發不出聲音的人發聲。
  但這一切的倡導,並不代表著她本人在私人空間里也是那樣做的。事實上,李銀河在私領域中,是個不折不扣的浪漫愛情堅守者。她一再在博客里贊頌“超凡脫俗的精神之愛”,她在博文中寫“生命是多麼短暫,我想讓自由和美麗把它充滿。”
  退休生活
  開啟“不嚴肅小說”的創作
  李銀河在退休後出版了三本學術著作以外的雜文集,《我的生命哲學》、《我的社會觀察》和《我的心靈閱讀》。這三本文集大量收錄了她多年來在博客上的文章,《我的生命哲學》賣得尤其好,裡面大多在討論關於存在、衰老、死亡孤獨這些沉重、卻又隨時裹挾著我們生命的問題。同時,三本書的名字也在很大程度上總結了李銀河退休後的生活狀態——她大部分時光都用來思考生命,用來閱讀,以及繼續參與到公共話題中。
  除此以外,這位女士在年過六十的年紀,竟心血來潮地開始嘗試小說的創作。2013年底的一天,李銀河在博客上發下了一個“宣言”,“由於本人和眾多同性戀平權運動積極分子的努力,同性戀在中國已經基本被正名了。我把下一個目標確定為在中國為虐戀正名。作為性研究者,我責無旁貸。”在這之後的日子里,她就開始陸續在博客上發她寫的“虐戀主題”的短篇小說。
  由於主題都是“虐戀”,小說無法在內地出版,李銀河原本在香港簽了出版商,但後來出於種種壓力,還是違約了。最大的壓力在於,她很多親友勸阻她,如果小說出版了,在公共領域又會大量減少支持者。雖然李銀河一再強調探討“虐戀”的意義,可要徹底解放人們的性觀念,破除人們對任何形式的“性”的偏見,在中國社會中還有很長的道路要走。
  只要“性”這個話語在這個社會還在被詬病,只要還有人因為“性”而受到歧視,公共領域對李銀河來說就仍是一座“荒島”,她拿著唯一的武器——知識分子的“話語權”,守衛在這裡,迎接黎明。
  “當我們感覺到不自由的時候,實際上僅僅是由於我們屈從於習俗,我們完全可以不這樣做,而去選擇一種自由自在隨心所欲的生活。”
  採寫/新京報記者 伍勤  (原標題:李銀河:公共領域是荒島,我將在此戰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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